遵化县一九二七年农民运动始未

时间：2015-06-26 09:02:50 来源：遵化党史网作者：点击：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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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化县一九二七年农民运动始未

作者张永生

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(主要在南方)，进行了轰轰烈烈、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。在中国北方也曾有过不同规模和不同形式的斗争。一九二七年遵化的农民革命运动，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发展较快、规模较大的北方农民革命运动。一九二七年春，党以“农民协会”的形式，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，开展了反对军阀统治，抗捐抗税的斗争。同年秋，党又组织农民成立了“京东人民革命军”(简称革命军)，在北方第一个举起“土地革命"的旗帜，进行了打土豪、分财产的武装斗争。这次武装斗争，虽然遭到失败，但是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方农民运动的历史上，写下了光辉的一页，为以后冀东人民的武装斗争，点燃了星星之火。

组织“农民协会”

一九二六年秋，盘踞在河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，为了扩大军费来源，对付北伐革命战争，强迫农民购买“旗地”地权，借机向农民敲诈勒索，这就是所谓“旗地变民”①。直接受奉系军阀控制的遵化县公署宣布“旗地变民”后，引起了广大种“旗地”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。为了有效地反对“旗地变民”，党组织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，成立了“农民协会”(通常称“农民会”)，以便领导农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。

“旗地”是清初满族八旗军队有功将领用跑马占圈的方法霸占的农民土地，借此向农民收取高额旗租。辛亥革命以后，清室陵夷，旗地已入粮升科，由地方官府征税。“旗地变民”，实际是反动军阀强加给农民的一项巨额负担②。

军阀政府借口“旗地”变“民地”，除征收例行的租税外，于一九二六年年底，又强迫农民以好、中、差每亩数元不等的代价，换契立照，美其名为买得“旗地”的所有权。并强令农民限期交纳，逾期不交者，加税罚款，或没收土地，由政府拍卖，违者即被关押③。

为加快征收这笔捐税，官府与一些土豪劣绅互相勾结，官产局将收税任务包给当地一些土豪劣绅(如铁山岭的崔尽臣、纪各庄的卞芳舟、山里各庄的赵梅岑、县商会会长李绍尧等)。他们又层层加码，把每亩地捐由一至六元现洋加到四至八元不等，从中渔利④。此时，正值农历年关，粮价低(那时五毛钱一斗玉米)，银根紧，广大农民不胜其苦，走投无路。

就在这时，玉田农民反抗“旗地变民”的斗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遵化，使遵化人民受到极大鼓舞，广大农民，迫切盼望尽快组织起来，向军阀政府进行抗捐斗争。

一九二七年二月间，中共玉田县委 (当时遵化县尚未建立共产党组织)通过与遵化西下营有联系的农会代表孙庆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，当即决定由玉田县委书记张金岩(张明远)、县委委员杨春林到遵化开展工作⑤。他俩到遵化后，首先投奔城里的老熟人——进步的国民党党员、原南街路东同仁医院 (现城关镇机关所在地)大夫韩仰文，在那里落脚，然后秘密开展工作。开始，经同仁医院大夫高继先介绍，与进步的国民党党员、纪各庄小学教师王麟阁等取得联系，了解情况，并得到他们的掩护和帮助。先后认识了卢各寨完小的兰小川、樊峰岚、张益详，南岗小学的李明辉、小马坊的黄瑞阁、菜园村的刘宝英、杨官林的张荣轩等一些进步的小学教师，并对这些人进行宣传发动工作。以后，通过孙庆田的线索，结识了城西郝各庄有活动能力的农民王润清，和塔头寺的道士王浩然，又由他俩物色了西下营，塔头寺、关山口、兴旺寨、城子峪(现为西三里乡肖庄子、后府、下府等十三个行政村)等村的一些农民活动积极分子，有兴旺寨的王品一、城子峪的肖林清等。张明远，杨春林向这些积极分子宣传玉田农民组织起来，成立农民会、反抗“旗地变民”、火烧县议会、捣毁县衙门、打跑县官取得胜利等生动事实，动员他们按照玉田的办法，联络各村农民，成立农民会，带头反抗“旗地变民”。于是，在张明远、杨春林的带领下，这些农民活动积极分子和那几位进步的小学教师团结在一起，经过二十余天的紧张工作，首先建立了以塔头寺、兴旺寨、城子峪为中心的三个区农会组织，有五十多个村庄成立了农民会，会员达二千余名⑥。同时，还争取了拥有旗地较多的城西黄土岗子的地主刘祝三，也参加了反对“旗地变民”的斗争。四月间，农会组织在城西很快发展到一百余村。到十月间，下石河、铁厂、大寨，新店子、东新庄、平安城、小马坊、鲁家峪，堡子店等地二百个村庄(主要在城西和南部邻近玉田边界)也成立了农民会，这时会员约达二万人。随着农会组织的发展，先后成立了区农民分会和县农民总会。王润清、王品一、肖林清均为县农会负责人。

为了加强对农会的统一领导，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六目，中共顺直省委特派员、京东特委书记叶善枝(十月十四日成立京东特委，张明远、杨春林任委员)，以省农民协会的名义，在遵化县城子峪祥云庵(现西三里乡办中学处)，召开了玉田、遵化、丰润、蓟县、迁安五县农民代表会，成立了京东农民协会，杨春林当选为会长⑦。从此，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围城请愿示威

一九二七年四月间，遵化县公署派人下乡催交税款，得知农民暗中组织团体，酝酿反抗官府时，便开始捕人，企图破坏农民反抗“旗地变民”的斗争。

四月十七日，塔头寺村的会首王振庸，因多次秘密放走“变租户”，被官府以“抗捐罪”逮捕入狱⑨。消息传出，激起了城西广大农民的无比愤慨。张明远、杨春林抓住这一有利时机，立即召集城西农会代表到兴旺寨王品一家中开会，共同研究抗租和救人的对策，决定发动群众，到县城请愿示威。为了取得这次斗争的胜利，吸取了玉田的经验教训，做了比较周密的组织准备。估计官府可能进行武装镇压，决定参加请愿示威的群众，一律携带武器。会后连夜向各村发出通知，要求各村农会代表率领全体农会会员，于四月十八日⑩午饭后到城西史家坨集合⑾。

十八日中午，参加请愿示威的群众五千余人，手持棍棒、刀、矛、火枪等各式武器，齐集在史家坨。八户庄三十多岁的妇女张文兰，其丈夫因抗租被官府压在狱中，这次她拿起菜刀，积极地参加了请愿示威的行列。队伍出发之前，张明远、杨春林和农会代表做了深入地宣传发动工作，并宣布了纪律。当时，群情激昂，一致表示，要同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斗争到底，以誓死的决心，争取斗争的胜利。

当请愿示威队伍正准备出发时，城里派来两名衙役，到兴旺寨找会首王恒催草。那时，王恒正在史家坨会场，他一听要围城，便悄悄地溜走了，刚走到万福庄，正巧与下乡催草的两名衙役碰头，就报告了史家坨群众集会的情况和行动计划。因此，遵化县公署事先有了准备，四门紧闭，武装巡警在城墙上戒备森严。

整齐雄壮的请愿示威队伍，按照予定计划出发了。队前高举着“为取消旗地变民而斗争”的横幅，向县城涌进。当请愿的先头队伍距城一里多路的时候，从城墙上发出一阵枪声。然而，决心斗争到底的群众，并未因此而惊慌后退，反而更加激愤。在张明远、杨春林的带领下，请愿群众高呼口号，跑步前进，直至遵化城北门。当时县长冯士棋正在城墙上亲自指挥保安队巡逻警戒，请愿群众见此情景，愤怒至极，在城下高呼：“县长出来答话!”同时高呼：“取消旗地变民”、“惩办土豪劣绅”、“释放被捕的农民”等口号。县长被迫叫群众派代表讲话，于是，张明远、杨春林向县长说明来意，提出条件，并投进请愿书。县长听后威胁说：“旗地变民是三、四方面军团部 (当时奉军的最高指挥机关)的命令，谁也不准违抗!”群众代表愤怒地说：“旗地就是民地，已经向官府交了税，为啥还要交‘变民税’?农民已被苛捐杂税逼得倾家荡产，走投无路，军团部的命令还要把人斩尽杀绝吗?”县长怕把事情闹大，不敢轻易动武，便施挑拨离间之计，说什么“你们都是好老百姓，本官不怪罪你们，你们不要受坏人的指使，不要上当，先回去吧，交纳变地捐的事，我向上司请示，以后再说。”大家当即识破奸计，给予反驳：“是你们逼得我们走投无路，才来这里的；这里都是好人，没有坏人!”接着，高呼口号，此起彼伏。在群众的强大威力下，县长最后被迫答应，一定请示缓征“旗地变民”捐，并表示，在上司未答复之前，不再催征。并当场释放关押的农会会员。接着，张明远、杨春林等人又代表群众向县长提出： “必须严惩罪大恶极的卞芳舟、崔尽臣等土豪劣绅!同时列举了他们借经办“旗地变民”捐之机，敲诈勒索以及平时渔肉乡里的罪行。县长也答应予以调查，如果属实，定要依法惩办。斗争达到了予期的目的，这时，天色已晚，为了显示群众的力量，又高呼一阵口号，列队而归⒁。

数日后，遵化县公署在城关四门贴出告示，宣布缓征“旗地变民”捐⒂。

这次斗争的胜利，使农民群众受到极大鼓舞，经受了斗争锻炼，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，为后来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。但是，由于县委把工作重点放在玉田，遵化领导力量较弱，加之敌人到处抓捕农会领导骨干，因此，除与玉田东部接壤的一些村序直接参加玉田农会活动外，其它地方的工作一时进展缓慢。

参加玉田暴动

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，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菏波到玉田16。首先找到玉田中心县委书记张明远，并听取了汇报。然后，于九月二十四日，在玉田虹桥召开了玉田中心县委扩大会议。会上，王菏波传达了党的“八七"紧集会议精神，及顺直省委“关于京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”，分析了“京东四县"的形势，提出了“扩大革命力量，准备武装暴动”的任务⒄。县委根据王菏波的意见作出决定，着手准备发动武装暴动，并拟定了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计划。

会后，县委成员作了分工，杨春林到遵化，张明远等深入玉田农村，分头做组织发动工作。王荷波在中心县委负责同志陪同下，到郭家屯等几个村庄视察，宣传南方的革命大好形势，号召农民拿起武器为建立工农政权做好准备⒅。

为充分动员群众，检阅武装力量，做好暴现准备，于十月十日(辛亥革命纪念日，被定为中华民国国庆节)，以纪念“国庆”、欢送原任县长与欢迎新任县长为名，在玉田城东关搭起台子，召开了有一万余人参加的农会会员大会。邻近玉田的遵化、丰润和蓟县的农会会员，也远道前往，参加了大会⒆。

会上，中心县委负责人张明远、张洪讲了话，号召农会会员团结起来，壮大武装自卫队，随时准备给破坏农会的反革命分子以沉重打击。当到会群众手持刀枪、棍棒，准备列队进城游行时，县公署即下令关闭城门，官吏和豪绅们也躲进县城里。于是，在农会干部的率领下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游行，一路上不断高呼口号，显示了农民的威力，为武装暴动打下了良好基础。王荷波同志亲自参加指导了这次大会，并给予了高度评价，事后经顺直省委回到北方局。不久，中共顺直省委派叶善枝来到玉田以加强京东农民暴动的领导⒇。

十月中旬，玉田反动当局对农会开始镇压。警察所长司乃德带着马巡，以催收警捐为名，抓走县、区农会干部七、八人，并扬言要把农会干部全抓起来。当时，京东特委成员正在遵化县城子峪祥云庵参加玉田、遵化、丰润、蓟县、迁安五县农会代表会议，针对这一突发情况，特委召开了有玉田中心县委书记解学海等参加的紧急干部会议。大家一致认为：暴动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，应该马上发起武装暴动。当即决定，任命张明远为暴动总指挥，张明远、解学海立即返回玉田，发起武装暴动；并决定，在玉田暴动发起后，遵化、丰润、蓟县要立即响应。同时，要求张明远与特委保持密切联系。会后，张明远、解学海即刻赶回玉田(21)。

张、解回到玉田后，连夜召开中心县委紧急会议，并吸收县农会一部分委员参加。会议制定了简单的攻占县城、建立农民政权的暴动方案，成立了暴动临时指挥部，张明远任总指挥，解学海任副总指挥。会后向各村发出紧急通知，要求农会会员和自卫队员，携带武器，务于翌日在城东行宫和城西三里屯集结待命。

十月十八日，二万多名会员，携带棍棒、长矛、大刀与长短枪，涌向予定地点。县公署发现后，立刻下令关闭城门，并派警察在城墙上巡逻。随后，县长派出代表，提出谈判条件，暴动临时指挥部予以断然拒绝，表示坚决按照计划，从东西两路同时攻城，并派人到遵化向特委书记叶善枝报告（22）。

近午，攻城开始。东路暴动队伍，在张明远、解学海的率领下，首先用铁锤、斧头将城门锁链击断，门闩脱落，遂一涌而入。西路暴动队伍在张洪的率领下，也很快攻入城内。顺利地占领了县公署、警察所、县议会和税务局等反动机关，解除了警察、保安队的全部武装，缴获长短枪一百余支。伪县长、警察所长、土豪劣绅等全部逃匿。临时指挥部当即宣布，全城戒严，进行搜捕（23）。

下午，暴动临时指挥部召开了全城群众大会，由解学海宣布了攻城胜利及施政纲领。大会结束，天色已晚，暴动群众在城内划分的临时驻地宿营。

夜间，正当张明远、解学海带领自卫队员深入店铺、民宅搜捕藏匿的反革命分子时，京东农民协会会长杨春林率领遵化北部一千多名武装农民前来支援，特委书记叶善枝也同时到达（24）。由于时善枝与张明远、杨春林等意见发生分歧，故未继续在城内采取行动。

十月十九日凌晨，暴动队伍撤至郭家屯、麦坡一带。叶善枝于拂晓去天津。叶走后，召开了群众大会，把四百多名武装自卫队员编为农民军总队，动员无枪的群众暂时解散回家。对遵化前去支援的农民表示感谢，进行了热情招待（25）。

会后，农民军分路活动。张明远、解学海率二百余名农民军在玉田城东北一带坚持斗争；中心县委其他同志分别带部分农民军，去各区发动群众，开展斗争，收缴警察的枪支。杨春林到遵化，一面宣传玉田暴动的胜利，一面深入遵化北山一带，做争取土匪的工作（26）。

在农民军分别活动期间，奉军曾派出一个团和一个营的兵力到玉田，恢复了城内的反动统治，并到各地“清剿”农民革命队伍。三日内，农民军减少到百人左右（27）。

武装斗争的失败

叶善枝回到天津后，向中共顺直省委汇报了玉田农民暴动的情况。省委根据叶的汇报，决定派省委组织部长于芳舟到玉田地区加强领导。

十月二十三日，于芳舟率十几名军事干部到遵化城北王爷陵（现肖庄子水库处)，与杨春林见面后，派人通知张明远带领农民军到王爷陵整编。十月二十四日，在于芳舟主持下，召开了京东特委和玉田中心县委干部联席会议。传达了省委关于“成立京东革命委员会、第二次攻占玉田城、以玉田为中心，开展‘京东四县’的武装斗争、实行土地革命”的决定（28）。根据省委的决定，成立了京东人民革命军及其指挥机构。任命杨春林为总司令，张明远为总指挥，刘自立为参谋长，李贵林、赵鎛、朱耀中等其他军事干部分别担任团、营长职务。拟定了人民革命军的行动计划（29）。

会后，以原有的农民军为骨干，召集失散的农民军归队，动员附近有枪的农民入伍。经过几天的整顿，京东人民革命军很快达到二百余人。在整编期间，制作了绣着镰刀、斧头和“土地革命”四个大字的红旗，缝制了红臂章，油印了一批宣传品（30）。

十月二十七日，京东人民革命军，按照予定计划，开始向玉田进发。沿途散发、张贴“打倒土豪劣绅”、“取消苛捐杂税”、“实行土地革命”的传单、标语，打击当地的土豪劣绅，收缴民团的枪支，壮大革命队伍。当天傍晚，革命军在农会基础较好的刘各庄与西潘庄一带宿营，准备第二天攻打遵化之平安城镇，并做好一切战斗准备（31）。

十月二十八日，正逢平安城大集，张明远带黄瑞阁等少数人，化装成赶集的群众，首先进入平安城镇做内应，暗中卡好乡团部和警察局的门口，然后，革命军分成小队，向平安城靠近。待商贩摆好案子，赶集的人愈来愈多的时候，人民革命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，迅速占领了该镇，解除了全部反动武装，打死打伤警察和民团数人，缴获长短枪三十余支；捣毁了税局子和盐、斗局子，没收了税局和镇内土豪劣绅的财物。在镇上树起了“土地革命”的大旗，召开群众大会，宣布取消官府的一切捐税，号召群众参加人民革命军，并将没收的财物当场分给群众。傍晚，革命军撤出平安城镇，重返驻地休整（32）。

首战平安城获胜，群情激昂，奔走相告；附近群众，纷纷前往慰劳，报告情况，请求支援，当地群众陆续携枪加入人民革命军，革命军很快发展到三百余人（33）。

十月三十日，人民革命军继续向玉田进发。队伍到达鲁家峪时，天已黄昏，革命军集中在鲁家峪的西峪宿营（34）。

鲁家峪位于遵、玉、丰三县交界处，四面环山，地形复杂，号称“九沟十八峪”，包括大小十几个村庄。这里阶级斗争尖锐，但农会基础较好。东峪村有个恶霸地主刘玉黎，手下有民团二十余人，并与附近村庄的地主武装建立了联防关系，特别是与玉田的恶霸吴殿三的次子吴二秃子掌握的民团，关系尤为密切。当天晚上，人民革命军指挥部，应鲁家峪农会的要求，派部分队伍去东峪收缴刘玉黎的武器，但刘已有准备，据守顽抗。革命军因天黑与地形不熟，几次攻打，未能奏效。约战至一小时，已有两名战士负伤，遂撤出战斗，准备次日再战（35）。 ’!

夜间，刘玉黎与吴二秃子串通，诈称有小股土匪窜到鲁家峪，(有些民团并不积极与农会对立)，连夜纠集附近数十村千余名民团，于拂晓前包围了革命军。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革命军，缺乏指挥和战斗经验，对敌情估计不足，警戒疏忽，当敌接近时，未能集中兵力及时组织突围，而是分兵把口，阻击敌人，双方展开激烈战斗。尽管革命军十分英勇，但新兵占多数，枪法不准，革命军始终处于很被动的地位。最后，敌人从东、西、北三面攻入村内，革命军方被迫分散突围。于方舟、杨春林、解学海、刘自立等率一部分队伍，由鲁家峪村党支部书记李有泉引路，从南面突围，另一部分队伍从西南方向冲杀出去。张明远和赵鎛率少数队伍掩护突围后，在鲁家峪群众的掩护下脱险。在突围过程中，革命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，队伍大部分被打散，李贵林等十余名干部、战士英勇牺牲，有二十余人负伤或被俘（36）。

于芳舟、杨春林、解学海、刘自立等突围后，到郭各庄，从王文家套一辆大车，打算到菜园村投奔共产党员刘宝英。当行至丰润县沙流河镇附近的大张屯时，与当地巡逻的民团遭遇，不幸被捕，后解往玉田监狱关押。反动政府对他们施用各种酷刑，可是，他们各个大义凛然，坚贞不屈，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，并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。后经组织多方营救无效，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深夜，被玉田县公署杀害。同时被捕的李有泉等人被转到天津监狱判了刑（37）。

张明远、赵鎛等脱险后，率领革命军干部战士二十余人到玉田北部与遵化交界的山区杏树峪、黄家山一带，数日内召集失散的人民革命军三十余人，收编土匪五十余名，在玉田北山和遵化二道山以南地区继续坚持武装斗争。一个月的时间，打垮了遵化小马坊一带十余村的反动地主联防武装，镇压了几个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，没收其财产，分给当地农民群众（38）。

此间，反动政府曾两次派马兰峪的驻军前来“围剿”。第一次，以一个营的兵力进到平安城、龙虎峪、刘各庄、柴王店一带“搜剿”，未敢入山。第二次，以一个团的兵力，与遵化南部和玉田东北部的反动地主武装勾结在一起，将革命军四面包围，经过激烈战斗，革命军当场牺牲、负伤和被俘三十余人，并将伤俘人员押至平安城全部杀害。只有张明远、朱耀中等十余人突围脱险，其余人员被冲散。张明远、朱耀中脱险后，去天津顺直省委请示汇报工作（39）。

此后，按照省委的指示，采取了隐藏枪支，转入地下，秘密活动，恢复组织，团结群众，创造条件，等待时机的对策，至此遵化县的农民运动暂时告一段落。

为时两个多月的遵化、玉田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，但是，艰苦的环境，激烈的斗争，锻炼和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，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农民的伟大力量，对以后北方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播下了火种，在政治上、思想上和组织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注释：

①②《反对“旗地变民”的斗争》，见《可爱的河北》，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。

③李子华回忆录。